在托马斯·鲁莱教授的“福祉智力”研究中，寻找东方心理学的组织语言

作者：吴孟彧

Thomas Roulet 教授剑桥课堂现场

今天，在剑桥五日访学的课堂上，Thomas Roulet教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题为《工作的未来》（The Future of Work）的讲座。

但我真正带进这场相遇的，并不是一个关于AI会替代多少岗位的问题。我想请教的，是一个已经在中国生命实践中生长了二十多年的命题：善意，能不能成为生产力？

在很多人的理解里，善意是软的，生产力是硬的。企业要讲效率、成本、增长与利润；善意则像一种个人修养，适合放在文化墙上，或者在年会里讲一讲。

可是，如果一个组织里的人长期不被听见，真实问题不敢说，错误被隐藏，冲突被压住，每个人都把大量精力花在防御、猜测、讨好和自我保护上——这样的组织，真的会有生产力吗？

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消耗自己，一个团队每天都在消耗关系，一个组织又不断制造新的紧张和恐惧，那么，表面上的忙碌，究竟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在用人的生命填补管理的漏洞？

特别在AI时代，人际关系导致的“脏数据”，对系统的危害是毁灭性的。去年，我在第十八界工业论坛上正式提出：善意是生产力。

一、Thomas给我的，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套组织语言

Thomas Roulet是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组织社会学与领导力教授。他长期研究组织中的社会评价、领导力、工作场所福祉与心理健康。2025年，他与心理学家Kiran Bhatti合著《Wellbeing Intelligence: Building Better Mental Health at Work》。

Wellbeing Intelligence，为与传统的福利区分，可以译为“福祉智力”。这个概念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它没有把福祉仅仅当作一个人“开不开心”，也没有把它理解成企业额外购买的一项福利。它把福祉看作一种可以建设的能力：个人能否识别自身的消耗，团队能否看见压力怎样在人与人之间传递，领导者能否真正听见问题，组织又能否在人的生命被压垮以前，改变那些持续制造消耗的结构。

Thomas的研究，为东方心理学一直在做的事情提供了一组可以与现代组织研究对话的语言：Wellbeing Intelligence，福祉智力；Upstream Prevention，上游预防；Trust and Listening，信任与倾听；以及组织中的共同创造与共享主体性。

这些词没有替代东方心理学，也不是东方心理学的来源。它们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帮助我们把中国人长期感知和实践的“人心—关系—场域”，翻译成世界能够讨论、能够检验的组织问题。

吴孟彧与 Thomas Roulet 教授合影

二、AI越强，组织越需要善意

我所说的“脏数据”，不只是技术意义上的重复、缺失或格式错误。更危险的，是关系制造的数据污染。

下属因为恐惧，只报喜不报忧；同事因为竞争，隐藏关键情况；团队因为讨好，不断美化结果；管理层因为权力距离，只听见自己愿意听见的话；一个人长期被打压以后，不再表达，也不再贡献真实判断。所有这些，最终都会进入会议纪要、绩效评价、客户记录、项目复盘、知识库和AI系统。

AI可以更快地处理数据，却不能替一个组织建立真实。一个系统输入的是被恐惧、讨好、隐瞒和争夺污染的数据，模型越强，错误就可能被放大得越快；自动化越高，偏差就可能扩散得越远。在AI时代，善意不是数据的对立面。善意，是让数据保持真实、让组织敢于面对真实的社会条件。

一个没有善意的组织，最先失去的未必是温度，而是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可靠的数据；没有可靠的数据，再先进的模型，也可能只是更快、更有规模地走向错误。

所以，AI时代的竞争，不只是算力、算法与工具的竞争。它也是组织能否让人说真话、让错误被看见、让不同意见进入决策、让人与人之间不必用防御和伪装交换信息的竞争。

三、真正的关怀，不是教人更好地忍耐

今天，很多组织已经开始谈员工福祉：提供冥想软件、心理咨询、减压课程，或者在员工出现严重倦怠以后提供支持。

这些工作当然有价值。但Thomas所强调的“上游预防”，提出了一个更严肃的问题：为什么总要等到一个人已经燃尽以后，组织才开始关心他？

真正的关怀，不是环境仍然在伤害你，却教你怎样更坚强地忍受它。如果工作量从不改变，责任始终不清晰，表达困难的人反而受到惩罚，领导者只要求员工提高韧性，那么，再多的减压课程，也可能只是把组织应当承担的责任重新推回个人。

东方心理学所说的善意，同样不是要求一个人做没有边界的好人，更不是鼓励人在不合理的结构中继续忍耐。善意首先是停止制造那些原本可以避免的伤害；同时，让个人承担个人的责任，让关系承担关系的责任，也让组织承担组织的责任。

四、善意怎样一步一步成为生产力

“善意是生产力”，当然不能被写成一个简单公式：今天对员工好一点，明天利润就会上升。真正的变化，发生在中间。

一个人被认真听见以后，更可能说出真实问题；真实问题能够被说出来，风险就可能更早被发现；错误不再被隐藏，团队才有机会真正复盘；人不必把大量精力花在防御、猜测和自我保护上，信任才会一点点建立；信任增加以后，人们才更愿意交换信息、提出不同意见、承认不知道，也更愿意一起承担困难。

这些变化，最后才可能进入合作效率、决策质量、团队学习、创新能力、人才留任和长期绩效。

所以，“善意是生产力”中的生产力，不只是一个人今天多完成多少任务，而是一个组织能否持续成事、持续创造、持续留住人，并且不靠透支生命维持运转的能力。

善意不应当沦为提高利润的工具。一个人并不是因为被善待以后能创造更多财富，才值得被善待。但我们也不能回避另一个事实：一个真正尊重人、让真实可以表达、让责任能够承担、让关系减少无谓消耗的组织，更有可能形成持久的学习、合作与创造。

访学团参观剑桥圣约翰创新中心

五、东方心理学，正在把善意从道德口号变成组织机制

作为东方心理学与“善意自由流动”公益项目的发起人，我——吴孟彧，过去二十多年一直在教育、家庭、成长和社会服务的生命现场，观察一个人怎样被消耗，又怎样重新获得力量。

东方心理学不是只研究一个人怎样舒服一点。它把生命放在三个真实层面中观察：内在、关系与场域。

在内在域，一个人是在持续打压自己，还是能够让心力、精力与主体性回来？在关系域，一句话、一个动作、一次权力使用，是在制造紧张、控制与疏离，还是在增加理解、边界与信任？在场域中，现有的规则、流程和文化，是让人越来越缩小，还是让人的判断、责任与创造真正进入共同事业？

这就是东方心理学“三域六向”的基本判断，也是“善意自由流动”要进入家庭、学校、社区与组织的原因。善意不是空泛地劝人友好，而是要在真实的语言、关系、流程和制度中，减少打压，增加滋养。

善意不等于讨好，不等于回避冲突，也不等于降低标准。真正的善意，是既能提出要求，又不羞辱人的尊严；既能指出错误，又不取消一个人的价值；既允许力量存在，也不允许力量以伤害生命来证明自己。

六、我送给教授一只“狮子般的善意”

课程结束后，我送给Thomas教授一只中国醒狮造型的3D拼装玩具，也与他留下了一张合影。

狮子本来象征力量。但中国人没有只把狮子塑造成令人畏惧的猛兽。我们把它变成醒狮：威武、灵动、喜庆，也可以圆润、可爱、亲近，成为一个让人看见便愿意微笑的小生命。

我想，这正是我所理解的善意——善意不是拔掉狮子的牙齿，而是让力量学会护佑生命。

我们倡导的，不是没有力量的善意，而是狮子般的善意：它有力量，却不需要通过伤害来证明自己；它能够坚定，也能够亲近；它不是任人欺负的柔弱，更不是没有边界的牺牲。它是一个人已经拥有力量以后，仍然愿意把力量用来照护、建设和托举。

一个组织同样如此。真正强大的组织，不是能够把人使用到极限，而是能够让力量在其中被看见、被校准，并最终用于共同事业。

七、从一本书开始，把“善意是生产力”变成正式研究

接下来，我们准备正式向Thomas Roulet教授、共同作者Kiran Bhatti及出版社提出《Wellbeing Intelligence》中文版翻译与出版合作申请。

如果能够获得授权，我希望从术语梳理与试译开始，把“组织结构怎样影响人心、福祉怎样成为组织能力、关怀怎样进入管理流程”带进更多中国管理者的视野。我们需要让这些问题不再被看成柔软的附加项，而成为组织管理中可以认真讨论、认真设计的正式议题。

在此基础上，我也准备以“善意是生产力”为题，把东方心理学长期观察到的个人—关系—场域变化，拆解成可以检验的组织研究问题，并正式向Thomas教授及相关研究者请教，争取共同推进的可能。

我们最先需要回答的，不是“善意好不好”，而是一组更严格的问题：滋养性的互动是否增加信任与心理安全？一个人被真正听见以后，是否更愿意表达不同意见、报告错误和参与共同决策？个人的改变怎样穿过关系，成为组织文化中的稳定能力？我们又怎样证明，改变的是组织本身，而不是员工变得更会忍耐？

这不是一次轻率的跨文化借光，也不是拿一张与剑桥教授的合影，为东方心理学寻找一句方便的背书。这是一个审慎、严格而严肃的开始：把一个在中国生命实践中生长了二十多年的命题，交给组织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和真实数据共同检验。

我来到剑桥，不是为了把自己的声音喊得更大，而是为了让我们长期做过、看见过、相信过的事情，经得起世界的方法、证据与追问。

当AI逐渐成为每个组织都可以买到的工具，真正决定一个组织能走多远的，将不只是它拥有怎样的模型，而是它能否让真实、判断、责任、信任、意义和创造在其中自由流动。

一个组织真正强大，不是因为它能把人用到极限，而是因为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能长出更多力量，并愿意把这份力量交给共同的事业。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善意是生产力。

剑桥访学团一行合照

作者简介

吴孟彧，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家学与东方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东方心理学与“善意自由流动”公益项目发起人。长期关注生命建设、身心调适、关系安顿，以及东方心理学的社会化、标准化与实证化。

（注：本文为剑桥访学·文明对话系列第2篇，该系列共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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